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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观点往往会在经济崩溃和重拾高速增长的两极间摇摆。

近几年用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日益困难，拉动力日益减弱，其原因也在于经济的虚拟化、地产化。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土地上是高货币供应量与钱荒并存的根本原因。

在房地产热出现之前土地交易金额占很小比重，加上购买以前年度产品的比重更小，所以一般表现为资本形成总额略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缓解土地高价，除了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之外，还要管住货币这个闸门。尽管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仅占0.33%，但农村集体建设所占比重为3%，是前者的10倍。第二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由经济周期决定的，经济景气时产能大量扩充，而到了经济不景气时就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但随着下一个经济景气周期的到来，产能过剩应能自动消失，这种和观点对有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解释无论是景气时期还是不景气时期都表现为产能过剩的行业的现象。近十多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较快，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逐年提高，从2000年的135.68，增加到2012年的187.72。

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趋势来确定钢材、水泥等产品的产能扩大的力度。二、经济虚拟化的原因及对策大量的建设资金沉淀于土地，原因在于土地价格过快上涨。租房市场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经济活力的作用。

我国既然没有北欧一些国家那样成功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加上国家的家底还很薄，也就不可能全靠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像国外那样，一个楼里的装修风格一致有利于人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事业等其他领域，包括更方便地选择对自己更适合的居住环境。再说我国长期以来没有遗产税的概念，子女继承房产没有代价。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年代里租房市场的重要作用更为明显。

当然这也涉及到我国租房制度的规范化和出租双方的诚信文化建设。具体地说房主以拥有产权的商品房作为担保，从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定期取得一定数量的消费贷款，到一定时候用老人百年后遗留的房产来清算本息债务。

所以笼统的中国家庭房子拥有率的概念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当时有感于国内某主要经济报刊上刊登一篇全面否定‘以房养老方式可行性的评论员文章，觉得对那些逻辑混乱的观点应该给与驳斥城镇化是对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将大量资源和利益投入到农村，将农村建设成城镇、将农民转变成市民、将农业改造成现代化小农经济，实际上要得到的效果就是消灭农民消灭农村，本质上是要提升农民的待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当年邓小平提出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年中国最大的权力精英预设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其后的权力精英也在不断地筑梦，希望中国真正能够如愿步入现代化，国人能够享受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黄宗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恰恰是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才取得了如今的难得成就，这似乎和舒尔茨主张的那一套完全市场化背道而驰。农民成为市民之前，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外出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而成为市民之后，不仅仅可以参与现代化农业企业集体经济的分红，还有房屋出租收入、有就近的大量工作机会等等。第二，城镇化是权力精英书写中国梦的重要一笔。

权力精英必须通过某种手段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带来的实际好处显然符合他们的期待。农民被当成生产要素在支配，尽量以低成本的方式推动制造工业发展，巨大红利被收入国库，而这部分农民却成了农民工，农民工在半工半耕的体制中游走，农村土地丢荒，农村家庭被城乡的时空关系分割得面目全非，农业产业化步伐迟滞，传统基层政治体制始终标示着国家权力的强大在场，农民面临着城市（工业）的廉价工资和待遇的压榨、面临农村疲软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行政干预的农业企业化、教育资源稀缺、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低等的压迫，加之传统的文化中的弊端——男女不平等思想、父权的根深蒂固、小农的短视和思想的封建性等等，农村如果不凭借城镇化这样的能够撬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革的战略政策手段，则三农问题将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农村发展水平低、农业的低产出、农民的待遇与发展等等都难以彻底破冰。

舒尔茨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向美国学习，走农业的市场化道路，将强大的行政干预从经济中抛弃掉，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中国梦，是我国权力精英几十年建构出来的一个期望，然而，它并没有脱离大众社会，如此的梦，终究是农民的梦，是整个中国的梦。

逆城市化多半归因于所谓的城市病：交通拥堵、城市犯罪率提高、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建筑拥挤、人文价值破坏和房屋售价或租金高昂等等。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就是国家保障城市发展而刻意限制农村而实行的一套管理制度。而中国的强烈官僚制——行政干预，不可能在重力倒逼的形势下短期内完成转型，即便制度上和组织上进行了转型，而国人心中的权威崇拜和畸形的政治思维——憎恨贪朽的官员，而自己却不自觉地走后门、送红包，积极地促进腐败。三、权力精英的视角 查尔斯·赖特·莱尔斯在《权力精英》中谈到了美国的权力精英。官员可恨，而自己却拼命地考公务员——将很不利于新的制度和组织运行。然而，一切需要的都只剩时间的验证。

一般而言，城市化或是城镇化共有四个阶段，即初级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不管美国现在的权力精英是否还如莱尔斯笔下那个时代一样，操控政治、垄断仕途、共享权力资源，至少莱尔斯在书中揭露了政治系统运行背后存在一些操纵力量，这部分力量有强大的财力和人脉资源，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成长背景，同时莱尔斯认为精英把控和牵引着大众社会的表达，借用大众传媒手段，通过各种政治表演和隐蔽的手段统治着大众。

黄宗智对舒尔茨的观点进行了客观的取舍，批判性地认为，农业走市场化道路，将农业放入商品化的轨道是正确的，但是，行政的适当干预却是必要的。如今的中国权力精英喜欢宏大叙事，高举旗帜、为道路而奋斗，甚至连五年规划之中都首先是一长串宏伟畅想和憧憬的相应表达。

许多西方发达的国家，因为工业化进程较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率较高，甚至早已经进入了逆城市化状态。通过中国梦的表达，是期望构建一种中国式的信仰。

中国梦的表达，是期望以一种自信的陈述，宣扬一种中国特色的崛起方式，通过举国的奋斗，为民族的共同体而凝聚、而奉献。那么，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是权力精英的杰作。至于权力精英的成长逻辑，多半与美国的大同小异。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我认为，权力精英的视角还有以下考虑： 第一，城镇化是平衡权力利益的重要方式，权力精英必须分配好农民的利益。

然而，背后的逻辑都很明显：权力精英的成长轨迹和精英权力的代际传导。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仅35%多一点，而大众传媒多以51%多一点的非户籍城镇化率说事。

而致力于城镇化的国家，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又不得不面对逆城市化问题。经济方面，主要是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因为人口过多而滞后了农业的现代化，土地制度也不敢私有化，土地成为农民的最后保障，成为回家安身立命的救济手段，人口过多的现实，形成了人口红利，低廉的农民劳动力将中国扶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而户籍制度成为了使得城市也无法容纳多达2.7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依靠进城寻求梦想，而现实却是得到了临时工的待遇。他以犀利的语言抨击了美国政治的精英化。

城镇化的方式，是政府倒逼的有力手段，也是政府不得不在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情况下担当发展农村的积极角色，政府不得不在做出如此大的政治承诺的前提下还出尔反尔，做出有悖政治信念和道德的事情。因为权力精英的由来，基本上是出自上层家庭，接受过常青藤名校的教育，出入于高等法院或是权威部门，他们有着充足的行政官僚同事人脉、有高级军官战友、有公司富豪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与普通的社会大众无涉的情况下存在的，大众社会不知道和权力精英有着多大、多深的沟壑。这些资金如何分配？各个层级分配多少？哪些人或组织参与分配？等等如此一类的问题，则自然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或是民主决议的方式进行，地方权力精英早就有一套自己的利益分配方式，依靠传统的利益分配方式，可以将新酒很好地装入旧瓶之中。原来看似民主的美国，实则是被小部分精英操控的国家。

通过这些表达，无非首先是为了构建政策的合法性，从而树立统治的合法性。通过一个个面对三农具体问题的措施，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图各个击破，然而，情况是整体改观了，而最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城乡不断扩大的差距。

美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80%以上，而日本的城镇化率也至少近乎70%，德国有至少74%的城镇化率，若仅仅城镇化率角度来考虑，那么中国城镇化程度显然是很低很低的。政治方面，主要体现在一改过去乡土社会的强烈的官僚体制（此处非韦伯所言的官僚制，而是中国式的国家体制强大而压制性的干预、官僚气息和权力霸权），构建服务型政府。

中国当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逆城市化只是某些个别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面临的问题。虽然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在进展之中，而自从十八大和中央经济会议将城镇化定性为国家战略之后，城镇化就必须撬动政府体制变革，至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强烈国家官僚制将最终被抛进历史的红尘之中，韦伯的官僚制，主张的是非人格化的规范和科层结构，中国人骨子里有人情世故大于天的信念，政治体制进行相应变革，服务型政府逐步建构的同时，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也必须变革。